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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憲宗元和l0年（公元815年）6月，柳宗元被貶官來到柳州任刺吏，至元和14年（公元819年）11月8日，病逝于柳州。他在柳州的時間雖然僅有4年，但卻為柳州黎民百姓辦了很多好事，如重修孔廟、興辦學堂書院、破除巫神迷信、開鑿飲用水井、釋放抵債奴婢、植樹造林等，促進了柳州地方文明的發(fā)展，在歷史上留下了深遠的影響。柳州的百姓非常懷念他，給他立祠，千百年來一直祭祀他。有關他的傳說廣為流傳。

福民驅鬼
　　柳州的柳侯祠，《龍城石刻》（“劍銘碑”）的復制品，是一塊長一尺多、高六寸的殘缺石碣，上面刻有“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出匕首，福四民，制九丑。元和十二年。柳宗元。”相傳這塊《龍城石刻》從土里挖出來時，旁邊還有一把短劍，所以又稱“劍銘碑”。
　　這是柳宗元逝世前兩年，在一次向其部下魏忠、謝寧、歐陽翼等人交代后事時，寫下的一篇銘文。當他揮毫時，在場的圍觀者都認為筆法蒼勁、雄健，內容也是表達他愛護百姓，詛咒邪惡勢力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大家提出為了使它傳之后世，不如鐫刻在石塊上，經(jīng)柳宗元同意，叫來石匠，將這篇銘文鐫刻成碑，連同他佩戴的一把短劍一起埋入土中。歷經(jīng)千年人世淪桑后，被一位百姓無意挖掘到，可惜不久即失落，只留下拓片。
　　由于這是一件被認為埋入土中可以鎮(zhèn)宅，攜帶身上可以護身的神物，所以清代南方赴京應考的士子和長年經(jīng)商在外的商賈，多有隨身收藏《龍城石刻》拓片往來于旅途，以求逢兇化吉的。

荔子碑
　　“荔子碑”是過去每年祭祀柳宗元時用的祭歌，摘自唐代著名文學家韓愈寫的《柳州羅池廟碑》中的《享神體》，此碑是公元1217年（宋代嘉定10年）刻的，因開頭有“荔子”二字，所以叫做“荔子碑”。由于碑文是韓愈寫的絕好文章，又是宋代名書法家蘇東坡寫的絕好行書，歌頌的是柳宗元絕好故事；因而叫做“韓詩蘇字柳事碑”，又被人們美譽為“三絕碑”。
　　此碑現(xiàn)巍然聳立于柳侯祠堂內，我們可以看到碑身為斷裂合拼而成。柳州流傳著一個故事，明嘉清年間，在戰(zhàn)亂中，“荔子碑”被毀壞。后來在筑柳州外城時，有軍士撿得半截“荔子碑”，拿來砌城墻，但是每次砌進墻內，城墻就崩塌，后來才發(fā)現(xiàn)是“荔子碑”的一部分，在場的人終于醒悟過來，知道拿來砌墻是對柳侯的不敬，受到崩塌的懲罰。只好把斷碑抬回柳侯祠，與殘留原處的“荔子碑”拼合在一起，使這一珍貴的文物得以完整地保留下來。

四大好事
　　柳宗元致力改革的都是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地方。最明顯的成效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釋放奴婢，開鑿水井，興辦學堂，開荒建設，等等。
　　首先是釋放奴婢。柳州原先是一個原始的荒蠻之地，當時沿襲一種殘酷的風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淪為奴婢。”相當于欠錢不還則淪為奴婢，而一旦為奴則終身為奴。柳宗元發(fā)布政令，“革其鄉(xiāng)法”，使得那些淪為奴婢者，仍可出錢贖回。政令中制定了一套釋放奴婢的辦法，規(guī)定已經(jīng)淪為奴婢的人，在為債主服役期間，都可以按勞動時間折算工錢。工錢抵完債后立即恢復人生自由，回家與親人團聚。這一舉動受到廣大貧困百姓的歡迎，后來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縣。
　　柳宗元在柳州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大力舉辦和發(fā)展文化教育事業(yè)。由于地處偏僻的少數(shù)民族區(qū)域，遠離文明發(fā)達的都市，柳州一直以來處于封閉落后的環(huán)境里，弊風陋俗長期控制著人民的思想和心靈。柳宗元上任后，親手創(chuàng)辦了很多學堂，并采取各種方法鼓勵小孩積極念書，從根本上提高民族的素質。在政事之余，柳宗元還耐心接受青年學子的拜訪，對他們循循善誘。針對當?shù)匕傩彰孕怕浜蟮牧曀祝谠獓懒罱菇揍t(yī)騙錢害人。同時推廣醫(yī)學，培養(yǎng)出當?shù)刈约旱尼t(yī)生為民眾服務。柳宗元不僅僅滿足于知識的傳播，更致力于改變陳舊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他使從來不敢打井的柳州，接連打了好幾眼井，世世代代靠天吃飯，靠喝雨水和河水長大的柳州人，從此喝上了干凈甘甜的地下水，這不能不說是柳州人民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喝水的方式改變是生活方式改變的反映，從而也帶動了人們思維方式的更新。
　　而后，柳宗元又把目光投向農(nóng)業(yè)落后的問題上。當?shù)厥乔鹆甑貐^(qū)，城外有著大片大片的荒地。看到百姓艱苦貧困的生活，柳宗元下決心改善這樣的面貌。他以父母官的身份，號召、組織鄉(xiāng)間的閑散勞力，開荒墾地，種樹種菜，鼓勵發(fā)展生產(chǎn)。有了足夠的土地才能生產(chǎn)出足夠的糧食和蔬菜，人民的生活才能走出饑餓和貧窮。在柳宗元的努力下，柳州可耕種土地面積大增。僅大云寺一處開出的荒地就種下了竹子三萬竿，種菜百畦。他為改造一方水土，立下了不滅的功勛。
　　此外，這位柳刺史還十分注重城市美化。他重視植樹造林，雖然身體不好也親自參加植樹活動。當時城里、河邊都種了許多柳樹。他的文明觀念還滲透到城市的建設和規(guī)劃上。柳宗元在位期間，整治了不少街巷，修筑了一些廟宇，并開發(fā)了不少自然景觀。
　　水井：傳說柳宗元到柳州以前，柳州找不到一口可以使用的水井，千戶人家，萬余人口，吃水用水都背負著小口大肚子的罌瓶，極其艱難地沿著狹窄的崖路上下往返到柳江邊汲水。如果天旱水淺，到江邊的距離就更遠了；到了雨季，路險泥滑，汲水更加危險，稍有不慎，腳下一滑，汲水的人就會從陡坡上翻滾下去，輕者跌斷手足，重者還會送命。
　　柳宗元到柳州后，體察民情，決定鑿井供居民飲用。他命令部下蔣晏，率領數(shù)十名軍士，在城北隍上開鑿第一口水井。經(jīng)過一段時間不分白天黑夜緊張的施工，一直鑿到66尺深，才打出井水來。這時，柳州城里的百姓，都扶老攜幼跑來觀看這一奇跡。在這些百姓當中有的活到七、八十歲都還沒有見過井的，當他們喝到清冽的井水時，都不禁高興得歡呼雀躍起來。
　　柳宗元鑿井之前，也曾有人試挖，但都崩塌，說是傷了“龍脈”，破壞“風水”，因此，都不敢繼續(xù)開鑿。柳宗元不信“訛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終于鑿井獲得成功，做了一件流傳千古的利民好事。從此柳州才有了水井。
　　在柳州度過的余生最后的風雨四年里，柳宗元作為一個地方官，鞠躬盡瘁，用自己畢生的才華和心血，為當?shù)厝嗣皲佒艘粭l通往文明社會的大道。柳宗元在柳州的四年，從他個人的角度來說，是他政治生涯中令人嘆息的結尾。但作為柳州歷史上名垂青史的好官，他付出的精力和做出的貢獻，卻是令人懷念，不能遺忘的。柳宗元就像一根風中的殘燭，頑強地燃燒自己，盡其所有的光芒，照亮了一方荒蕪。

　　柳宗元認為天下萬物的生長，都有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順木之天，以致其性。”必須順應自然規(guī)律，否則不僅徒勞無益，還會造成損害。

　　柳宗元認為，育人和種樹的道理是一樣的，育人同樣要順應人的發(fā)展規(guī)律，而不能憑著主觀愿望和情感恣意干預和灌輸。

　　柳宗元贊賞韓愈的《師說》之論，也欽佩韓愈不顧流俗、勇于為師的精神，對當時社會上層士大夫“恥于相師”的風氣感到痛心。他說：“舉世不師，故道益離。”但他在師道觀上又有自己的見解和實施方式。他寫下了《師友箴》、《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答嚴厚輿秀才論為師道書》等文章，闡述了自己的師道觀。其核心觀點就是“交以為師”。

　　柳宗元充分肯定教師的作用。他認為無師便無以明道，要“明道”必從師。

　　但是，對韓愈不顧世俗嘲罵而“抗顏為師”的作法，他表示自己沒有勇氣這樣做，但他又不是完全放棄為師，而是去為師之名，行為師之實。

　　柳宗元謝絕的是結成正式師生關系的名分，不敢受拜師之禮。但對來向他請教問道者，他無不盡其所知給予解答，誠懇地指導后學者，確有為師之實。他提出“交以為師”的主張，即師生之間應和朋友之間一樣，相互交流、切磋、幫助，在學術研討上是平等的，而不是單純的教導與被教導的關系。柳宗元的“師友”說是傳統(tǒng)師道觀中有很大影響的一種學說，尤其是在高層次的教學活動中，更有借鑒意義。

　　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為考進士，文以辭采華麗為工。貞元九年（793）中進士，十四年登博學鴻詞科，授集賢殿正字。一度為藍田尉，后入朝為官，積極參與王叔文集團政治革新，遷禮部員外郎。永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敗，貶邵州刺史，十一月柳宗元加貶永州司馬（任所在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區(qū)），在此期間，寫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記》（《始得西山宴游記》《鈷鉧潭記》《鈷鉧潭西小丘記》《小石潭記》《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師，不久再次被貶為柳州刺史，政績卓著。柳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819年11月28日）卒于柳州任所。交往甚蕃，劉禹錫、白居易等都是他的好友。

　　柳宗元一生留詩文作品達600篇。駢文有近百篇，散文論說性強，筆鋒犀利，諷刺辛辣。游記寫景狀物，多所寄托。哲學著作有《天說》《天對》《封建論》等。柳宗元的作品由唐代劉禹錫保存下來，并編成集。有《柳河東集》《柳宗元集》（中華書局1979年版）。

開始
　　柳宗元出生在一個世代官宦之家。其曾祖父官至中書令，因得罪武則天而死。其父柳鎮(zhèn)，在高宗時遇到安祿山之亂，攜家避隱于王屋山。后上書言事而授官，在郭子儀屬下任職，并累次升官。柳宗元是個神童型的天才，史書稱其小時候“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致”。二十歲時與劉禹錫為同科進士，官授校書郎。三十歲時與劉禹錫、呂溫等結識王叔文。王叔文等人看他是個奇才，把他提升為禮部員外郎，并準備大加重用。不久“王叔文集團”“永貞革新”失敗，柳宗元也因為和王叔文的關系而被貶為邵州刺史。在去上任的半路上，又再次被貶為永州司馬。與此同時，劉禹錫和其他六人也都受到類似處分，這就是歷史上的“二王八司馬事件”。他在永州一呆就是十年，那里屬“荒癘”之地，他便“自放山澤間”，與山水為伴。元和十年(公元815)，他返京后復出為柳州刺史，直到公元819年于柳州逝世。
　　像他這樣的奇才，從極有希望、前途無量的境地一頭栽下來，從此再也沒有受到過重用和遷升，滿腹才華一無所用，其心理上的打擊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他也不只一次地想到過自殺，終因各方面的原因而不能毫無顧忌地去死，但他自己似乎也預感到了會死于“蠻夷”之地而不能終老故鄉(xiāng)。
　　他在《瓶賦》中表白自己“清白”的為人，希望能被人理解：“清白可鑒，終不媚私。利澤廣大，孰能去之。綆絕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于土泥。”他在《牛賦》中自我安慰地說，“人的命運有好有壞，但不是按照你的能力來安排的。千萬不要抱怨和不滿，這樣才能享受到你應有的福份。”他甚至作《懲咎賦》來表示自己悔過和自罰之心。但這一切并未使他的處境有絲毫改善。真正使他能頂住巨大磨難而沒有倒下去的，還是他對“道”的認識和理解，因為這種理解認識提高了他的眼界、開闊了他的心胸。就在他的《瓶賦》和《懲咎賦》中，他已經(jīng)顯示出對于“道”的深刻理解：“歸根反初，無慮無思。”“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真。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蕓蕓兮，率由以寧。剛柔馳張兮，出入綸經(jīng)。”

轉折
　　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一個極度聰明的奇才，被貶謫到荒遠的不毛之地，心中自有難言的痛苦。然而任何一種痛苦都可能磨勵人的意志、深化人的思考。正如后人指出的“于遷謫中始收文章之極功。蓋以其落浮夸之氣，得憂患之助，言從字順，遂造真理耳。”正是十多年的貶謫生活所帶來的大磨難，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成就了他千古文章一大家的不朽地位。宋代大文學家歐陽修不僅指出他的文才得益于生活中的磨勵，而且進一步揭示了他的文風都明顯地帶有他生活經(jīng)歷的痕跡：“苦其危慮心，嘗使名聲哀。投以空曠地，縱橫放天才。山窮與水險，上下極□洄。故其于文章，出語多崔嵬。”宋代大文學家、大政治家王安石則對“八司馬”作了整體的評價，認為他們都是能在“無所用于世”的困境中“自強”的“奇才”。
　　由于文章上的突飛猛進，加上對佛、道、儒三教經(jīng)典的精研，柳宗元一生為許多高僧寫過碑銘、塔記一類的文章，而他對佛理的深刻理解、超人的見地也通過這些碑銘塔記而得以廣泛傳播。他在禪宗第六祖慧能的碑銘中寫到：“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禮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真是言簡意賅，幾句話就把佛經(jīng)要理概括無遺；他在《南岳彌陀和尚碑》中則以其獨特的詩風，形象化地描述了自己對道的精微理解：“一氣回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圣神無跡示教功。…形游無際交大雄，夫子稽首師順風。”；他在“無姓和尚”的碑銘中說道，“生物流動，趨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為得其歸。”已經(jīng)從大的格局中認識到了宇宙生命的敗壞，最終只能以佛法才能拯救的結論。在該碑的“碑陰”上則說，“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明白了“向內求”“心不被外物所動”的高深法理；他又把儒家的“禮”和佛家的“律”相比較，指出其平行的作用，并且認為大小乘的分別是無意義的，“定”“慧”和“歸真源”才是終極的目的。這一超人見地實在讓人驚訝，因為佛教中許多層次極高的高僧甚至一代傳人都曾卷入大、小乘之爭，而且佛教最后也沒能擺脫分裂為大、小乘兩支的命運！除了佛教經(jīng)典外，他對道家的理論也有很深的造詣。《陰符經(jīng)》是一部重要的道教經(jīng)典，他研讀之后撰文指出該經(jīng)乃后人假托，并非黃帝之書。精于道教理論的宋代大文學家黃庭堅曾以佩服的口吻談到此事。
　　他對佛理的精深理解反過來又使他獨具慧眼，能對佛教內部以及儒教中人對佛教的錯誤認識和作法有著特別清晰的認識，并能明白地加以剖析。他對禪宗內部南北兩派的內斗，以及“狂禪”一派的邪誤作法有清楚的敘述：“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空有互斗，南北相殘。”“而今之言禪者，有流蕩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他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的《碑陰》上指出，許多高僧在圓寂時都有異象產(chǎn)生。比如夜晚間突現(xiàn)光明，有仙音妙樂，“笙磬之音”，周圍的許多人都能看到和聽到。這類事實很多，而“儒者”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閉口不談。
　　北宋時有位“儒釋兼通，道學純備”的“長老”，準備好了碑石，來請?zhí)K東坡書寫柳宗元為六祖慧能作的碑銘(舊碑殘破后要立新碑)。據(jù)他聲稱，“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蘇東坡也說，“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諸碑，妙絕古今。”說柳宗元的碑銘“妙絕古今”沒有錯，但說他“南遷”之后“始究佛法”則是不對的。根據(jù)柳宗元的自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于零陵(即永州)，吾獨有得焉。”原來對于佛教，他竟然是一位“幼兒學”，有著“三十年”的鉆研和探求。可惜一直沒有碰到過使他心服的精通佛法的人，直到貶官永州后才有了重大的突破和收獲。到永州后，除了身世遭遇迫使他進一步去深思幾十年來學佛過程中不解的問題外，他與佛教高僧巽上人的交往對他真正走入佛教修煉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經(jīng)過
　　他初到永州時連房子都沒有，只好暫時住在永州龍興寺的廟里并因此結識了高僧巽上人。以后他曾多次在詩文中稱贊巽上人，可知巽上人在佛法上的精研和修為是令他心服的。而在《巽公院五詠·凈土堂》一詩中，他直稱巽上人為“導師”，足見他是在巽上人的指導下修佛的。反過來想，能讓他這樣的“奇才”和文章圣手心服，又豈能是泛泛之輩？他后來可能幫助寺廟修了一個“凈土院”和其它建筑，自己就住在那里和巽上人修禪。他曾在一首詩中詳細描述了早上“讀禪經(jīng)”的情形：“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閑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貞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難言說，悟悅心自足。”修禪的人大多靜坐、內觀，修凈土的人喜歡大聲頌唱佛號。而他在這里是大清早把“禪經(jīng)”拿到室外去讀，并能從周圍景致中生出“澹然難言說”的“悟悅”心態(tài)，確實有趣。
　　他似乎沒有留下談論自己修煉層次和感受的專題詩文，但從他的《巽公院五詠》這幾首題詠詩中，我們仍然可以管窺到一些修煉層次的體現(xiàn)：“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流形及茲世，始悟三空門。華堂開凈域，圖像煥且繁。清冷焚眾香，微妙歌法言。稽首愧導師，超遙謝塵昏。”(《凈土堂》)結合上下文以及其它詩中所談現(xiàn)象，這里的“華堂開凈域，圖像煥且繁”應為天目初開時的表現(xiàn)，能看到圖像了，但還不能自由選擇觀看的對象；“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為設，高士方在斯。圣默寄言宣，分別乃無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誰與期。愿言絕聞得，忘意聊思惟。”(《曲講堂》)此處“愿言絕聞得，忘意聊思惟”是心靜不擾、耳無所聞，已達“忘言”而“思維”還勉強能感覺得到的高境界；“發(fā)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心鏡本同如，鳥飛無遺跡。”(《禪堂》)此處“團團抱虛白”即“虛室生白”，而“忘機”與上面的“忘意”皆指“忘言”，可互相佐證。“心鏡本同如，鳥飛無遺跡”則是外塵不染、心靜而能定深的形象描述。這里描述的境界，在以往的修煉法門中已經(jīng)是相當高的層次才能體驗到的了。
　　修煉的層次主要表現(xiàn)在心性的提高上，超常的體驗即所謂“宗教體驗”只是心性標準的表征之一。一個人心性的提高必然會反映到他的言行上來：守真、行善、戒“貪嗔癡”和忍苦，這些都是言行的標準。柳宗元自己也說，“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恥制于世者，則思入焉。”佛法博大精深，包容萬有，但凡有志于掙脫物欲羈絆，不愿為世俗桎梏的人，都會認同佛理、皈依佛法。這也是他自己修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