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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比卓文君的才女
　　薛濤，長安人，父親薛鄖在京城長安當官，學識淵博，把這個唯一的女兒視為掌上明珠，從小就教她讀書、寫詩。

　　薛濤八歲那年，薛鄖在庭院里的梧桐樹下歇涼，他忽有所悟，吟誦道：“庭除一古桐，聳干入云中。”薛濤頭都沒抬，隨口續上了父親薛勛的詩：“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那一年，薛濤不過八九歲。她天分很高，讓父親又喜又憂。

　　薛鄖為人正直，敢于說話，結果得罪了當朝權貴而被貶謫到四川，一家人跋山涉水，從繁華的京城長安搬到了遙遠的成都。沒過幾年，他又因為出使南詔沾染了瘴癘而命喪黃泉。那時薛濤年僅14歲。母女倆的生活立刻陷入困境。薛濤不得已，憑借“容姿既麗”和“通音律，善辯慧，工詩賦”，在16歲加入樂籍，成了一名營妓。

　　那時的官員們往往都是科舉出身，文化素質不低，要讓他們看得上眼，不僅需要美貌，更需要才藝、辭令和見識，而這正是薛濤的長項。身在娛樂場中，使得她與當時許多著名詩人都有來往，在這份名單中不乏像白居易、張籍、王建、劉禹錫、杜牧、張祜等詩壇領袖。薛濤作詩500多首，然而這些詩歌大多散失，流傳至今僅存90余首，十分令人惋惜。

大帥府里的女校書
　　貞元元年（785年），中書令韋皋出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在一次酒宴中，韋皋讓薛濤即席賦詩，薛濤神態從容地拿過紙筆，提筆而就《謁巫山廟》，詩中寫道：“朝朝夜夜陽臺下，為雨為云楚國亡；惆悵廟前多少柳，春來空斗畫眉長。”韋皋看罷，拍案叫絕。這首詩完全不像出自一個小女子之手。

　　一首詩就讓薛濤聲名鵲起，從此帥府中每有盛宴，薛濤成為侍宴的不二人選，很快成了韋皋身邊的紅人。

　　韋皋任節度使時，隨著接觸的增多，就讓她參與一些案牘工作。這些事對于薛濤來說，不過是小菜一碟，她寫起公文來不但富于文采，而且細致認真，很少出錯。韋皋仍然感覺大材小用，有一天他突發奇想，要向朝廷打報告，擬奏請唐德宗授薛濤以秘書省校書郎官銜，為薛濤申請作“校書郎”（一說為武元衡所奏）。“校書郎”的主要工作是公文撰寫和典校藏書，雖然官階僅為從九品，但這項工作的門檻卻很高，按規定，只有進士出身的人才有資格擔當此職，大詩人白居易、王昌齡、李商隱、杜牧等都是從這個職位上做起的，歷史上還從來沒有哪一個女子擔任過“校書郎”。但因格于舊例，未能實現，但人們卻稱之為“女校書”。

　　薛濤紅得發紫，不免有些恃寵而驕。前來四川的官員為了求見韋皋，多走薛濤的后門，紛紛給她送禮行賄，而薛濤“性亦狂逸”，你敢送我就敢收。不過她并不愛錢，收下之后一文不留，全部上交。雖然如此，她鬧出的動靜還是太大了，這讓韋皋十分不滿，一怒之下，下令將她發配松州（今四川松潘縣），以示懲罰。

　　松州地處西南邊陲，人煙稀少，兵荒馬亂，走在如此荒涼的路上，薛濤內心非常恐懼。用詩記錄下自己的感受：“聞道邊城苦，而今到始知。卻將門下曲，唱與隴頭兒。”她開始后悔自己的輕率與張揚，于是將那種感觸訴諸筆端，寫下了動人的《十離詩》。《十離詩》送到了韋皋手上，他的心一下子就軟了，于是一紙命令，又將薛濤召回了成都。這次磨難，讓薛濤看清了自己，歸來不久，她就脫去了樂籍，成為了一個自由身，寓居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院子里種滿了枇杷花。那一年，她20歲。

一場轟轟烈烈的姐弟戀
　　元和四年（809年）三月，當時正如日中天的詩人元稹，以監察御史的身份，奉命出使地方。他久聞薛濤的芳名，所以到蜀地后，特地約她在梓州相見。與元稹一見面，就被這位年僅31歲的年輕詩人俊朗的外貌和出色的才情所吸引。

　　薛濤的愛情之火一經燃燒，就極為熾烈。盡管她已經步入中年，但那種前所未有的震撼與激情告訴她，這個男人就是她夢寐以求的人，于是她便不顧一切，如同飛蛾撲火般將自己投身于愛的烈焰中。第二天，她滿懷真情地寫下了《池上雙鳥》，完全一副柔情萬種的小女子神態。

　　遲來的愛情讓薛濤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幸福，兩個人流連在錦江邊上，相伴于蜀山青川。那段時光，是薛濤一生最快活的日子。然而幸福總是最為短暫，這年7月，元稹調離川地，任職洛陽，細算起來，他們在一起的日子不過3個月而已。

　　分別已不可避免，薛濤十分無奈。令她欣慰的是，很快她就收到了元稹寄來的書信，同樣寄托著一份深情。勞燕分飛，兩情遠隔，此時能夠寄托她相思之情的，唯有一首首詩了。薛濤迷上了寫詩的信箋。她喜歡寫四言絕句，律詩也常常只寫八句，因此經常嫌平時寫詩的紙幅太大。于是她對當地造紙的工藝加以改造，將紙染成桃紅色，裁成精巧窄箋，特別適合書寫情書，人稱薛濤箋。

　　可惜，元稹是個用智而不是用心去談戀愛的人。才子多情也花心，但薛濤對他的思念還是刻骨銘心。她朝思暮想，滿懷的幽怨與渴盼，匯聚成了流傳千古的名詩《春望詞》。

一襲道袍了余生
　　元稹沒有回來，有著自己的理由。兩人年齡懸殊過大，31歲正是男人的風華歲月，而薛濤即便風韻綽約，畢竟大了11歲。另外更重要的是，薛濤樂籍出身，相當于一個風塵女子，對元稹的仕途只有負作用，沒有正能量。對于這些，薛濤也能想明白，并不后悔，很坦然，沒有一般小女子那種一失戀便尋死覓活的做派。

　　只是，從此她脫下了極為喜愛的紅裙，換上了一襲灰色的道袍，她的人生從熾烈走向了淡然，浣花溪旁仍然車馬喧囂，人來人往，但她的內心卻堅守著一方凈地。

　　人生垂暮，薛濤逐漸厭倦了世間的繁華與喧囂。她離開了浣花溪，移居到碧雞坊（今成都金絲街附近），筑起了一座吟詩樓，獨自度過了最后的時光。大和六年（832年）夏，薛濤安詳地閉上了雙眼。第二年，曾任宰相的段文昌為她親手題寫了墓志銘，墓碑上寫著“西川女校書薛濤洪度之墓”。